下載pdf版本
教會必須對所存在的處境有所認識和了解，才可以忠心及有智慧地實踐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使命，我們謹以簡單的文字去勾畫國際趨勢，中國、香港和本會的處境。
踏過了廿一世紀的門檻，我們的教會繼續面對下列六項全球性的大趨勢：
1.市場經濟全球化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在廿世紀徹底崩潰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成為全球性的經濟動力。此趨勢一方面加速各地區的經濟發展，創造了更多財富，但同時加劇了跨國大財團之壟斷、全球及地區性的貧富懸殊；各地區的社會福利、教育、醫療等政策，亦趨於重視市場導向和效益掛帥；忽略愛心、分享、捨己、道德等人文精神。
2.族群之融和與衝突兩極化 廿世紀的冷戰時代結束，超級大國的衝突危機得以紓緩，不同族群、文化、宗教之間的接觸更為頻密，創造了彼此交流、融和與整合之機會。但國際間的利益、權力和野心所引起之衝突、侵略、排斥、歧視、甚至戰爭（如：恐怖主義、反恐戰爭），在世界各地卻有增無減，寬容、接納、尊重等價值備受忽視。
3.資訊科技引致分化及製造迷失 互聯網和各類資訊科技急速發展，普羅大眾亦有機會接觸及使用這些尖端科技，帶來無限的溝通及掌握資訊的機會。但不良的資訊及表面化的溝通亦隨之盛行，趕不上資訊科技發展的個人、社會及國家，更日益被邊緣化，面臨更大的孤立和貧窮。資訊科技帶來人類群體更密切的關係和知識的普及化，卻同時引致社群更大的分化，關係和生命的膚淺化。資訊科技之發展亦令人類更加繁忙，網上亦充斥着劣質及真假難分之資訊，迅速廣泛地傳播，加上無孔不入之滲透力，造成價值觀混淆，資訊失去公信力，人類社會處於迷茫中而失去真理和道德的判斷力。
4.生態危機的深化 現代人的經濟發展帶來地球生態環境難以彌補的破壞，威脅當代及未來人類的健康，更令大量的生物絕種。生態危機的深化，不但破壞人類的生存環境，更促使部分窮苦的人要直接承受這危機的後果。而生化科技無止境的發展所引起之瘟疫（如：瘋牛症）和仍未能確定來源之傳染病（如：禽流感、非典型肺炎等），不斷發生。加上天災（如：海嘯、颶風、地震），造成大規模傷亡，社會受破壞，使世人覺醒到人類之渺小及大自然之不可駕馭。人類必須與大自然建立和好關係，共同分享資源及資訊，以防治及減低因大自然被破壞而發生之天災，及貧窮國家因缺乏知識及資訊而受更大之損害。
5.個人主義的絕對化 在抗拒廿世紀的集體主義鬥爭中，個人的自由與價值不斷被提高；獨裁權威不斷被否定及打倒的過程中，一方面使個人免受集體主義和多數派的迫害，異類意見及異見分子受到尊重，但個人唯我獨尊的心態，亦逐漸令個人主義走向絕對化；任何普遍性的原則和權威皆受到挑戰，使傳統的道德觀和價值觀趨向相對化，新的共識未能建立，形成社會在道德和價值取向上的混亂狀態。
6.宗教的多元化和私人化 宗教在廿世紀不但沒有式微，新興宗教不斷湧現，再次肯定人類對宗教的需要。惟宗教信仰逐漸趨向實用性和私人化，成為個人喜好的選擇，以能否滿足個人心靈的需要和物質生活的豐富為取捨的標準。強調感受與經驗，輕視傳統與理性，使宗教信仰趨向多元化且變得紛亂，加劇了傳統宗教的內部衝突和矛盾，漸漸使宗教信仰失去了協助追求全體人類共同幸福的作用。
以上的六項全球性趨勢，對亞洲、中國及香港的影響也十分明顯，尤其是亞洲金融風暴之後，全球化的浪潮更為洶湧。亞洲人在西方文化和價值觀的威脅下，更看重亞洲人地區身分的建立，以抗衡對西方的依賴和壟斷。
隨着中國第四代領導人的順利交接、中國成功加入世貿、中國成為第三個送人進入太空的國家、北京取得二零零八年世界奧運會主辦權等事件，使中國加速與世界接軌，無論在政治、經濟、文教、科研、建設等方面都獲得了極大的發展機遇，大大提高了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力。根據中國憲法保障信與不信宗教的自由，內地基督徒人數不斷增加，各地有不少教堂得到重建、擴建或新建，改善了聚會環境、吸納大量新教友，聖經印製和宗教書籍的出版也非常豐富，各地方的神學院在環境設備方面大有改善，不少大專院校及學術機構，正面而積極地推動對宗教（特別是基督宗教）的研究。內地與香港之教會領袖及信徒彼此建立更緊密的關係，藉着互相交流，彼此支持和鼓勵。「自遊行」政策的不斷推廣至內地更多城市，更加速了內地人士來港的機會，信徒間的交流機會不斷增多。在神學教育上，亦有內地的學生和學者來港進修神學及作出交流，香港的神學院亦有安排學生前往內地教會實習、訪問，彼此交流和分享。在未來的五年，中國在世界的舞台上將更加活躍，內地與香港的交流更加暢通與緊密，我們必須更敏感於這些變化所帶來的影響和機遇。
回歸後，香港社會不斷出現政治爭拗，政府管治權威薄弱，兩次「七一」大遊行和屢次「人大釋法」，促使港人增加對社會之關懷與投入，信徒和教會亦對政局增加了關心和參與，但亦使部分港人對社會更加消極與冷漠。這些政治事件，均突顯中港兩地在「一國兩制」及「法治」與「人治」的理解和實踐上的差異。而特區政府尋求「人大釋法」以壓制港人的意見，導致市民愈加不滿現時之管治模式，並對特區政府是否能夠秉承優良的「法治」精神和傳統來管治香港失去信心。 珠三角經濟發展、更緊密經貿關係（CEPA）及自遊行等政策的實施，有利於加速中港兩地的商務及文化交流，對兩地的人民及文化的融和有積極的影響。 二零零三年爆發的「沙士」疫症，對香港人一向引以自豪的管理和服務文化產生很大的衝擊。然而，透過這次危機，使香港市民重獲凝聚力，對生命價值和犧牲為本的愛有新的反思和認識，為香港文化注入了一些新的元素。 然而，特區政府在人口政策上搖擺不定，而且預計失誤，以致一方面以人大釋法之方式排拒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來港定居，不但造成社會分化，更由於適齡學童人數不足，造成學額過剩。長遠而言香港人口結構將極不平衡，故又在港人毫無準備下，突然鼓勵提高生育率，又支持「家庭團聚」為理由而加速批准港人內地家人來港定居。但因港府並無長遠的支援及輔導計劃協助新來港人士融入香港，因而導致大量的家庭問題湧現：家庭暴力、虐妻、虐兒、離異及子女教養等問題，再加上新市鎮社區配套設施不足，最近天水圍的嚴重暴力事件便為顯著例子；如何協助新來港人士融入社會仍然是教會服務社會之機會。此外，特區政府在社會未有明確共識時，通過「賭波」合法化，最近又故意洩露準備推出「性傾向歧視法案」，引起社會激烈討論，再次製造社會分化。香港經濟隨着世界經濟環境改善及內地提供的各種機會而逐漸復甦，然而基層人士的情況未有好轉。失業率仍然高企，社會中貧富懸殊情況日益嚴重，商家缺乏對社會的承擔，港人的工作量和工時不斷增加，造成身心靈疲乏和家庭相聚時間及質素不斷降低，長遠而言，對港人的生活質素，造成極大損害。在港人對特首極度不滿的壓力下，本年七月，特區政府更換了新的特首，暫時紓緩了港人的不滿，但從小圈子選舉選出的特首，其認受性不高，隨着社會危機的發生，其管治危機亦會出現。因此，教會對社會及會友所在的處境，必須具敏銳力與分析力，才能提供適切的牧養。
本港教會，身處在這些趨勢及處境中，亦受到極大的衝擊，有跡象顯示教會漸趨向於着重市場效率與效益，眼光短淺，感性導向，強調個人主義，重視事工的數量而忽視長遠的生命質素與人才培育，信徒為了個人及家庭能保持及提高生活水平而終日疲於奔命，教牧與信徒領袖關係疏離與信任降低，對社會公義的關注日益減少，對政治經濟的急速轉變感到迷惘而無力回應。 不過，回顧過去五年，可算是本會一段整合鞏固的時期，我們雖然面對不少危機，但隨着教牧同工和神學生人數和質素的提昇，為本會打下了良好的基礎，各堂會（尤其是一些中、小型的堂會）積極地尋找與學校和社會服務機構的合作機會，更正面地回應社會及社區的需要。此舉不單為本會擴闊了接觸和影響社會的層面，同時亦幫助會友們建立了更全面的教會觀和更大的委身和承擔意願。 然而，由於本會單位數目不斷迅速增加，容易忽略會友在質素上的提昇。不過，近年來亦見到不同的堂所透過多元化的崇拜和活潑的宣教牧養事工（如：信徒培訓中心及康體／野外福音事工），積極參與事奉的會友在知識和靈命上都趨向成熟，願意肩負更大的使命和責任。然而，在家庭、成年和青年會友的宣教牧養上仍有待更大的發展；一些歷史較長而規模細小的堂所，在堂址條件、同工質量、信徒更新及發展方向的建立等，需逐漸趨於穩定及改善。而本會的學校和社會服務機構在特區政策的急劇轉變中，仍須積極地摸索更好的回應方式，並以提昇優質生命及支援弱勢群體，作為工作的方針。
|
||||||||||||||||